誰維護我的數碼世界:網絡巨人的權力與責任

誰維護我的數碼世界:網絡巨人的權力與責任

原文刊於:香港01《世界 Being Global》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飽受假新聞困擾,面對假新聞問題Google率先推出「查證功能」(fact check feature)幫助用戶評估文章內容真偽,希望藉此減低假新聞對候選人的影響並使用戶能夠作出正確政治選擇。與此同時,另一網絡巨頭Facebook近日的行動亦受到廣泛關注。Facebook為重新打入中國市場已研發並測試能容許第三方機構監測與限制指定地區平台內容的網絡監控工具。再者,中國政府打算於2020年完成的「社會信用體系」亦引來外間討論和爭議。這一信用體系透過中國政府與國內網絡服務業協作,於網絡服務上收集個人資料,從而對市民出作信用評分。這些事件均突出網絡服務商對社會和個人生活的影響,同時帶出網絡服務商的責任問題。如果網絡服務商的決定可以直接影響用家的生活,那麼他們是否亦對用家有著特別的責任呢?

企業責任問題其實在商業倫理中已有廣泛討論。商業倫理對此問題有兩個主要進路,一方面為「股東優先原則」,另一方面為「持份者理論」。前者認為企業的責任是幫助股東在合法途徑下賺取最大利潤。後者則認為企業應對所有受其業務影響的持份者負責,並考慮各個持份者的利益。當然,兩者均有其不足之處。例如,在「股東優先原則」上,大眾一般會期望企業不僅於不做違法事,亦同時希望該公司的決策合乎道德。正如加拿大哲學家Joseph Heath指出,於社會上透過法律限制不道德行為的成本很大,甚至(現實上並)不可行。所以,單靠法律並不能保證企業在道德上會符合大眾對該企業的期望。而在「持份者理論」方面,亦出現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我們並不能清楚區分誰是真正持份者;二是當持分者的利益有衝突,「持份者理論」往往不能夠合理解釋我們應優先考慮誰的利益。

如網絡服務商和一般企業被視作相同,就責任問題,我們其實只需考慮應從「股東優先原則」出發還是從「持份者理論」出發。但,網絡服務商和一般企業應受一樣的看待嗎?

牛津大學信息哲學教授Luciano Floridi指,網絡服務商與傳統企業並不一樣。網絡服務商並不單於提供服務,他們提供的是一種生活環境或一種生活的可能性;而我們在這一生活環境中就必須遵守他們訂下的規則。與此同時,網絡服務商的商業決定能夠限制「我們如何」與「我們能否」使用這一服務;亦即是說,他們能夠決定我們存在於這一數碼世界的可能。Floridi亦指出網絡服務商能控制與管理誰有權限接觸資訊,或是哪一種資訊可接觸到用戶。因此,網絡服務商對用戶的限制不應該被視作單純的商業決定,更應被視為社會和政治上的決定。舉一個例子:某國家發生叛亂,Facebook決定限制叛亂相關信息在其平台出現,我們可預期此一決定會帶來極大的政治後果;一來,叛亂國家的人民再不能透過該平台收集、發放信息或組織運動;二來,國外支持者們更不能透過該平台獲取信息以提供援助。

Information is power(信息就是力量)。作為掌控信息的網絡服務商,他們的力量的確遠超於一般企業。「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網絡服務商的權力和責任亦應成正比。再者,網絡服務商的決定既能成為左右社會政治大局的一大條件,我們有需要重新審視並認真考慮網絡服務商的責任問題。在一個完美世界裡,網絡服務商有責任建構一個更美滿的數碼世界,並以用家最大福祉作為考慮,甚至應協助用家對抗社會上的不公。正因為網絡服務商擁有這種能改變社會的力量,所以它的決定亦能改善用家生活質素和他們身處的社會。可惜的是,在現實世界中,即使我們明白網絡服務商的商業決定將帶來影響社會政治的結果;但它終究只是一個商業機構,亦要平衡機構盈利損失來作商業決定,所以我們也不能要求它無條件地考慮我們的福祉。但,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的企業,網絡服務商至少需要確保它的決定能夠尊重我們的權益,亦不要公共利益帶來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