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與我何干:再談氣候變化的倫理挑戰

未來與我何干:再談氣候變化的倫理挑戰

原文刊於:香港01《世界 Being Global》

候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一舉一動反映了未來五年美國對氣候變化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特朗普先於12月8日提名以挑戰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聞名的Scott Pruitt作為候任環保局局長,然後再提名另一個氣候懷疑論者Rick Perry為美國能源部部長,更要求能源部提供過往曾參與國際氣候問題討論及本土減排工作的員工及承包商名單(雖然此舉最終未能成事)。正當各國政府致力達成協議,力求制定有效的全球政策以減低人類行為對氣候系統做成的負面影響,特朗普卻背道而馳選擇另一種方式。

要是未來五到十年間全球暖化為地球帶來明顯的傷害,我們將可預期各國政府將會把矛頭指向特朗普政府。屆時無論特朗普能否順利連任,美國政府及其國民都需要承擔他方針下全球暖化對不同地區帶來的害傷。美國(或美國人)為什麼要負責?她(或他們)要作出怎樣的賠償?在實踐層面上,確切回應這些問題將會是種重大挑戰,但作為全球公義的理論性問題,它們卻相對清晰。因為美國政府政策上的決定顯然是導致全球暖化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而誰是全球暖化的受害者這一答案亦相對清晰,所以當中誰需要對誰負責任這一問題亦會有比較直接的答案。

相比起全球公義問題,跨代公義(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的問題似乎更難處理。我們能預期特朗普放棄減排及增加化石能源的使用的方針將能在短期內增加美國本土的利益,但長遠而言這種政策不單減少未來美國及全球人口所擁有的資源總量,同時亦對損害未來自然環境。說白了,特朗普政府是在傷害未來人口。但事實上當代人口的決定及行為真的可以對未來人口做成傷害嗎?面對這一問題,牛津大學哲學家Derek Parfit提出了一個特別的「非同一性問題」(non-identity problem)。他假設:一個社群選擇以消耗社群資源的方式來換取這一代人的美滿生活環境,卻因他們缺乏保育行為而令未來人口需要面對惡劣的環境及資源短缺等問題。

但Parfit認為該社群的決定其實並沒有「傷害」到他們的後代,因為當代人口的決定及行為根本不能對未來的人做成傷害。他指出,若然當代人選擇保育,其政策就會對生育決定帶來影響。而正因為Parfit視一個人的身份取決於其出生情況,所以若然在出生情況上有所改變,出生人的身份亦會變得不再一樣。換句話說,在Parfit的故事中,當代人口的消耗式生活是未來那些人出生(出現)的必要條件,因此那些未來出生的人亦不能責難選擇消耗式生活的當代人口;沒有了那種消耗式生活,他們亦不會存在。

面對非同一性問題,哲學家們提出各種回應方法(當然各式回應亦帶有不同問題)。筆者認為最有效的回應是使用非人稱傷害(impersonal harm)來理解當代消耗政策對未來人口做成的傷害,我們可以指出縱使消耗政策沒有傷害特定的人,這種政策卻降低了未來人口的整體福祉。若然當代人口採取保育政策,未來人口的生活環境肯定比選擇消耗政策下的未來人口擁有更好的未來。另外,亦有哲學家指,未出生的人與我們一樣亦擁有基本人權,因此我們亦需要考慮到未出生那一代人的人權;所以,在這批哲學家看來,當代消耗政策其實侵犯了未出生那一代人的權利。

除了「非同一性問題」,跨代倫理亦涉及「非互惠性問題」(non-reciprocity problem)。有說個人道德義務源於人與人之間的的互惠關係,這種說法是指「道德」實源自(假想)契約或合作關係。但若此想法正確,當代人口似乎就不會對未來人口有道德義務。因為他們這兩代存在於兩個不同時空,而當代人口和未來人口亦沒有任何交疊的地方;因此,所謂的契約或合作關係根本不可能存在。同時,由於當代與未來有著時間上的先後差異,當代人口的決定與行為永遠會影響未來人口;反之,未來人口的決定與行為則不能影響當代人口。換言之,因著時序,我們與後代之間並沒有任何交疊和聯繫,所以亦不存在道德義務這回事。

面對「非互惠性問題」,當中一個回應是先指出我們與我們的後代其實存在某種交疊,因此我們兩代實在有著互惠關係。比方說,一個家族努力地維護他們幾百年的老字號產業,就算第一代的當家與幾代之後的後人沒有直接在時空上有所交疊,我們依然可以把這種維護老字號的行為看作一種合作關係,因為這個家族的後人默默地延續著上幾輩的努力成果。也許,我們可以把地球的保育視作相似同的行為,並重構跨代互惠關係,重新建立當代人口對未來人口的道德義務。